1939年8月11日，祁连山北麓的石油河畔，一群人围着一口井屏气等候。当钻头探至115.51米，黑色原油喷涌而出——我国有油了。这一天，玉门油田老一井出油，日产10吨，我国现代石油工业的前史就此敞开。彼时，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，日军封闭滨海，洋油隔绝，大后方的轿车飞机无油可用。西方地质学家早已宣判我国为“贫油国”，偌大疆土找不出一块有工业价值的油田。若找不到油，这场仗怎样打？

  1939年至1945年，玉门油矿累计产油约25.55万吨，占同期全国原油总产值90%以上。一滴汽油一滴血，玉门流出的每一滴油，都是抗战的血液。更值得记下的是：这座戈壁油矿的钻机，来自陕甘宁边区的延伸油矿。1938年，当国民政府设备缺乏时，周恩来在武汉当即表态“同心为国，决无疑义”，援助两部钻机，并派出23名熟练工人随设备抵达玉门。他们成为我国石油的榜首代产业工人。

  从祁连山下榜首口井，到抗战的生命线，玉门的故事，是一个民族在绝地中找油、找路、找期望的故事。

  1937年8月，淞沪会战正酣，滨海港口连续凹陷，我国猛地发现：自己的飞机、轿车、军舰，快要没油了。就在这个月，一位面庞乌黑的中年地质学家，骑着一匹骡子，走进了祁连山。他叫孙健初，这一年四十岁，已是第三次踏上酒泉的土地。

  孙健初是河南濮阳人，1926年结业于山西大学采矿系。在山西肄业期间，他深受瑞典籍教授新常富“以纯粹科学救国”思维的影响，立下“一心学采矿地质，而且把它学得很好”的志趣。尔后的十年里，他三进绥远、两赴东北，踏遍黄河上下，练就了一双能从石头里读出油脉的眼睛。1935年，他成为榜首个跨过祁连山的我国地质学家——此前这片区域的地质材料，多由外国人带走。1937年，他随“西北地质矿产打听队”再次来到玉门，在石油河畔发现油苗，初步判断“甘肃西北部有石油存在”。

  次年，抗战进入对峙阶段，日军封闭加重，“洋油”完全隔绝。孙健初心急如焚，找到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，力陈：“抗战军兴，海路被封，洋油来之不易，开发玉门，利国利民，价值无量！”1938年12月，他带着严爽、靳锡庚等二十余名技术人员，牵着二十多峰骆驼，再次抵达石油河畔的老君庙。那一年祁连山的冬季，气温零下二十多度，他们在破庙旁搭起帐子，白日踏勘地势、手绘地质图，晚上借着火油灯收拾数据。孙健初用木桩标定了四千多个丈量点，制作出玉门榜首张1:10000的油田地质图。1939年3月，由他确认井位的榜首口井——老一井，开端人工发掘。8月11日，当钻头探至115.51米时，黑色的原油喷涌而出，日产达10吨左右。那一刻，在场的人热泪盈眶——我国总算有了自己的油田。

  从1935年榜首次踏入酒泉，到1939年迈一井出油，孙健初用四年时间，在一片被西方地质学家宣判为“贫油”的土地上，敲开了我国现代石油工业的大门。他后来写下《开展我国油矿大纲》，在其间预言：“我国地腹必有石油”。这个预言，要等后来者在大庆、成功、克拉玛依逐个完成。

  1938年春，玉门油矿准备处建立，一个难题随即摆在面前：有油无钻，怎么开井？准备人员打听到，陕甘宁边区统辖的延伸油矿有两部搁置的钻机——一部德国造，一部美国造，钻探才能200米，正是玉门急需的设备。同年6月18日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将公函送交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，函称“本会奉令勘探甘肃油田，需用油钻机，拟从陕北延伸、永坪选配两部连同锅炉等件运往甘肃”。处长钱之光当即请示周恩来。此刻正值国共合作抗日初期，周恩来深知油料供给对前哨意味着什么。当即表态：“同心为国，绝无疑义。”

  表态简单，落实难。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只援助钻机主体，还将动力、钻头、钻具、锅炉等隶属设备同时配齐，保证钻机运抵玉门后能当即装置开钻。陕北路途高低，边区政府发动民众肩扛手抬，将机件运至公路旁。其时八路军轿车数量本就不多，前方作战运送严重，但仍咬牙抽调13辆轿车，曲折咸阳、兰州，于1939年4月至5月间将设备和配件连续送到玉门。从汉口发函到钻机运抵，历时九个多月，这中心穿越了多少道封闭线，耗费了多少人汗水，已无从细数。更可贵的是，边区政府还派出徐成华、杨邦福等23名延伸油矿熟练工人随设备抵达玉门。他们成为油田榜首批技术主干，也是我国石油的榜首代产业工人——姓名或许无人记住，但玉门的榜首滴油里有他们的汗水。玉门油田党群工作部主任肖生科后来点评：“从陕北延伸油矿调运设至极甘肃玉门油矿，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、共克时艰的典型事情，不只处理了玉门油矿开发的关键设备缺少问题，更成为我国石油工业开展的重要转折点。”这段“同心为国”的往事，让玉门油矿的含义，超出了工业自身——它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一个民族在危亡时间，能够怎样放下不合、共赴国难。从延伸到玉门的路，走了九个月。

  1941年3月16日，甘肃油矿局在重庆正式建立，孙越崎出任总经理。此前的玉门油矿，尚属草创探索；尔后的玉门，开端走向规模化出产。孙越崎整合钻探、炼油、运送链条，带领数千职工在戈壁滩上攻坚克难，至1945年共钻井61口，出产原油7866万加仑，炼成汽油1303万加仑、火油511万加仑、柴油72万加仑。整个抗战期间，玉门油矿累计出产原油约25.55万吨，占同期全国原油总产值的90%以上，是其时我国仅有的规模化石油出产基地。这些油品，源源不断地保证着川、陕、甘、新等抗战大后方的燃料供给。

  1942年，玉门油矿提早完成年产石油180万加仑的方案方针后，全矿欢娱庆祝

  玉门流出的每一滴油，都在直接参与抗战。1943年，日军妄图从黄河风陵渡强渡侵略陕西，我方轿车正是用玉门油矿出产的汽油，将苏联援助的大炮从新疆火速运抵前哨，终究粉碎了日军的进攻妄图。1944年，美国空军运用玉门油矿出产的航空油，从成都起飞，远程奔袭轰炸了日军占据的河北开滦煤矿电厂和日本东京，为加快抗战成功进程投下了来自我国戈壁的怒火。曾任玉门油田党群工作部主任的肖生科这样点评：“玉门的油品支撑了西北、西南战区的军事运送。”老石油人肖玉萍则回忆起父辈的话：“多产一斤油，前哨兵士就多一分胜算，这点苦算啥！”——这便是玉门的含义：它不是后方，而是另一条阵线。

  1941年，玉门油矿原油产值打破四万吨，但运送成了更大的难题。从玉门到重庆，公路两千多公里，来回五千公里。轿车运油自己先得烧油——运三桶油，到重庆只剩一桶，剩余两桶半路烧掉了。这叫“油吃油”。当年昆明《》算过一笔账：轿车每行十公里耗油一加仑，全程三千公里的话，六百加仑汽油跑一趟往复，一滴不剩。更要命的是，1941年6月苏德战役迸发，苏联援华物资隔绝，西南世界交通线也被日军堵截。大后方的轿车飞机等着油，而玉门的油堆在戈壁滩上，运不出去。

  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在兰州见到相同东西，改了主见。那是黄河上的羊皮筏子——用整张羊皮脱毛、涂油、吹气，晒成黄褐色的皮郛，十几个扎成一排，浮在水上，载重一两吨，吃水不到一尺。孙越崎算了一笔账：羊皮筏子顺流而下不用油，回来时放掉气，三四个大筏一辆货车就能拉回上游。吃水浅，能避礁石，还能躲飞机轰炸。他找到兰州皮筏公会，请来筏运事务负责人王信臣。

  王信臣心里没底。从广元到重庆，嘉陵江七百五十公里，礁石险滩布满，日机随时轰炸。他提出先试航。1942年头，他用四百个皮胎扎成一只筏子，载着一千多公升汽油，从广元下水。十四天后，筏子到了重庆牛角沱码头。音讯传开，油矿局专门发函约请各界观赏，《资源委员会公报》详列羊皮筏四大长处：飞行快、成本低、吃水浅、回空便利。

  试航成功，王信臣组成“皮筏航运队”。1942年夏，他用两千多个羊皮胎扎成五只巨型皮筏，每只载重六十吨，装载三百吨汽油，二十多名筏工驾御，再次从广元启航。嘉陵江上，五只金黄色筏子顺流而下，十五天后抵达重庆化龙桥码头。码头上挤满了人——油矿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，新闻单位拍了纪录片。起先有人说怪话：“油矿局瞎胡干，羊皮筏当军舰。”后来这句话传到兰州，变成“羊皮筏子赛军舰”。

  从1942年到1945年，羊皮筏子继续在嘉陵江上运送玉门油料，前后三年。那些筏客子后来少有人提起这段往事，但嘉陵江上的羊皮筏子，和玉门的油井、祁连山下的钻机一同，构成了抗战工业救国的完好链条——有人在地下找油，有人在河里运油，为的是相同的事：让前哨的飞机能飞，轿车能跑。

  1939年迈一井出油后，孙健初即着手培育青年地质工作者。这些人后来成为我国石油工业的主干——有人去了大庆，有人去了成功，有人去了克拉玛依。玉门因而被称为我国石油工业的摇篮。这个摇篮里走出最著名的人，叫王进喜。1938年，15岁的他进入玉门油矿当童工，受尽磨难。1950年玉门解放后，他成为新我国榜首代钻井工人。1960年，他率队奔赴大庆，在危急关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拌和，被大众称为“铁人”。从玉门走出的，不止一个王进喜。大庆会战的“五面红旗”中，除一人外，余者皆来自玉门。玉门先后向全国运送主干力量10万多人、设备4000多台套——凡有石油处，就有玉门人。

  今日，老一井静静立在石油河畔。2013年，它被国务院发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08年，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完工，成为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现在，游客走进老君庙，接触老一井的井架，听见羊皮筏子的故事——那段峥嵘岁月，仍然鲜活。

  从“一滴汽油一滴血”的呼吁，到“我为祖国献石油”的壮歌，这精力从祁连山下动身，穿过抗战烽烟，走向大庆、成功、克拉玛依，照亮后来者的路。

  [5] 凤凰网甘肃. 我国石油工业榜首口井，见证抗战时期国共合作佳线)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