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代表的，是一条以组装整合与市场运营为核心的贸易型模式。这条路径在特定时期能快速做大规模、占领市场，却常因核心技术的沉淀不足，而在长期的产业竞争中显露疲态。联想后来的发展困境，在某一些程度上正是这一模式的缩影

　　而小米的发展，某一些程度上也映照着相似的逻辑：擅长流量运营、快速迭代与市场响应，能在风口期赢得显赫声量，但若缺乏底层创新与扎实的技术壁垒，长期的竞争力便会遭遇考验。

　　事实上，不仅企业路径相似，雷军与柳传志个人的公众评价也能说是如出一辙。

　　早年的雷军被称为“雷布斯”，承载着业界对其产品魅力的极高期待；现在却成为了众人口中的“雨田君”。而柳传志早年被誉为“中国IT教父”，晚年却在一些舆论中成为了网民口中的“卖国贼”，反差之大，令人侧目。

　　这样的反转，令人不禁追问：柳传志究竟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？那个曾经激励了一代企业家的创业偶像，为何在时代浪潮中遭遇了如此的评价格局？

　　在中国商业史上，1984年是可以被浓墨重彩的一年。这一年，很多人把“铁饭碗”扔到一边，“下海”创业。

　　在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成为中国商界赫赫有名的人物，比如王石、张瑞敏、李东生、刘永好、南存辉、郑元忠、马胜利等等。

　　而多年后被马云视为中国企业家教父、被雷军视为偶像的柳传志，也是在这一年下的海。

　　孔子说“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”，但到了不惑之年的柳传志却发现了自己困惑得很。此时，中科院计算所的财政状况日趋糟糕，国家的拨款减少，研究项目也日渐零落，1500多名员工无事可干。

　　柳传志虽然已经从工程师“提拔”成了人事处的副处级干部，但整个单位发展前途茫茫，他也不清楚自己的命运将会被怎样的“安排”。

　　恰逢此时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提出一院两制的号召，即一部分科研人员做基础研究；另外一部分出来办企业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。

　　当时的中关村，京海、科海、四通这些脱胎于中科院的公司，都办得风风火火。于是，计算所所长曾茂朝也有了创办公司的想法。

　　他找来科技处处长王树和、人事处副处长柳传志商议，没想到三人一拍即合，都觉得可以去试一试。之后，三人又分头游说，拉起了一支11人的队伍。

　　1984年10月17日，11人相约在一间20平方米、分成里外间的小平房内开会，这里以前是计算所的传达室。目的是给公司取名，在讨论一番后，大家最终确定公司的名称为：中国科学院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。

　　就这样，在一间20平方米，连一个像样的桌椅都没有的平房里，诞生了一家日后发展到世界500强的公司。

　　柳传志后来回忆说：“它的位置在计算所西大门的东边，房子是砖头砌起来的，外面是深灰色的，里面被隔成两间，水泥地面，石灰墙壁，房子里没有写字台也没有电脑。外屋有两个长条凳，沿墙角一字排开，里屋有两张三屉桌，桌子条凳都不用花钱买，是人家不要的破东西。”

　　不过，此时柳传志在这家新成立的公司的职位是排在张祖祥之后副总经理，董事长为曾茂朝，总经理是王树和。

　　公司创办的头一个月，大家无事可做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。最后没办法，王树和不得不让大家出去打探商机。柳传志也是，他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转来转去，寻找看有什么能做的生意。

　　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和内部讨论，最后大家都认为倒卖小商品是门不错的生意，既不需要门路，也不占用资金。

　　作家宁肯在《中关村笔记》中曾写道：“与硅谷不同，中关村至少在初期与技术创新没多大关系，主要是生意经，商品买卖，运输工具简单，至少是三轮车。”

　　柳传志后来也回忆说：“当时实在是不知道要干什么好了，所以能干什么就先干着，哪怕挣点儿钱发工资也好。”

　　所以，在公司刚成立的那个秋天，中国科学院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员工是在倒卖商品，摆地摊中度过的。

　　在东游西逛和狼狈不堪中，他们听到一个“可靠”消息，江西妇联的一个女人，手里有大批彩电。

　　当时，投机倒把、坑蒙拐骗的不良风气，弥漫整个社会。他们为避免被骗，专门让一个同事前去探路，并嘱咐同事一定要亲眼看到彩电后，才汇款。结果，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。彩电的确有，但却是别人的，骗子只等汇款一到，立刻逃之夭夭。

　　就这样，公司创立不到半年，非但没有创收，还将计算所拨给的20万创办费，给骗走了14万。

　　赔了钱后，总经理王树和给企业定了性——我们是计算所的公司，就应当卖计算机。

　　计算机，是当时绝对顶级的科学技术产品，怎么做，王树和将张祖祥、柳传志约到办公室想办法，每个人将自己的方案写在纸条上，同时打开。

　　多年后，柳传志对自己有个总结：“有的人不是珍珠，不能闪闪发光，但他是一条线，能把珍珠串起来，做出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，我想我就是那条线。”

　　1961年，他以全5分的成绩，毕业于南京工学院（东南大学前身），被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。

　　正赶上国内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的研发工作展开，他投入其中，搞了4年，参与研发出一个篮球场大小的119型计算机。

　　“当时119计算机内存是2.4万颗小磁芯，每一颗都要人工穿上4根线，内存只有24K，运算速度是5万次/秒。”倪光南回忆。

　　一穷二白，一无所知，一群人就是搞出了当时追平国际领先水平的计算机。也正是这台计算机，为当时的“两弹一星”工程，提供了巨大支持。

　　柳传志对倪光南印象很深，上世纪70年代下放劳动时，他曾和倪光南同住一间宿舍。他发现倪光南即便高烧39度，仍坚持下地干活。多年后他回忆：“我觉得倪光南和我一样，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。”

　　倪光南对柳传志也颇为敬佩。他讲起一件小事，当时在劳动时，柳传志口才好，晚上休息便给大家讲《基督山恩仇录》的电影。

　　正是这种表达能力，让柳传志一行人在1984年说服倪光南，加入中国科学院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。

　　柳传志告诉倪光南：“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。”这也是倪光南一直的梦想。他认为科研不应该只存在于书本和实验室里，要走进大众，促进生产。

　　就这样，1984年年底，带着“联想汉卡”，倪光南成了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总工程师。

　　有了联想汉卡后，新技术发展公司终于有了主打产品。仅仅半年，汉卡销售就带来了毛利40万元。而作为总工程师的倪光南，也成了为新技术公司技术的代言人和最闪耀的明星。

　　1986年7月，经过一番权谋操作后，柳传志取代王树成为了公司CEO，同时副总经理也替换成了一个叫李勤人。

　　不过，此时倪光南的汉卡研发虽获成功，但利润太薄，为追求更高利润，柳传志决定直接进口微机，插上汉卡开卖。在朋友介绍之下，他和一位深圳商人搭上线，准备从对方那里进300万的货。

　　结果，300万打过去，对方又消失不见了。300万这一个数字，和两年前的14万不可同日而语，等于是新技术公司的身家性命。柳传志当即红了眼，立马坐飞机直奔深圳，打算找那人“拼命”。

　　到深圳后，他直接找到对方家门口，家里没人，他便守株待兔，等了好几天，那个人才出现。看到柳传志一幅不给个说法就誓不罢休的样子，那人也有点害怕，所以很快就把货发了过来。

　　当年，汉卡收入大幅度增长，售出1300套，公司的营业额也增加到1745万元，不仅站稳了脚跟，还成为了中关村的明星公司。

　　到了1987年，新技术发展公司仅汉卡一项产品，产值就已经逼近1亿元。1988年，倪光南凭借“联想汉字系统”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。一年后，新技术发展公司甚至直接更名为“联想集团”。

　　联想式汉卡的销售，让联想成为中关村数一数二的公司，但倪光南的研究，却并未停止。1988年，拿下科技大奖的那一年，他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开发国产品牌的电脑整机上。在国外看到计算机技术快速的提升的他深知，电子科技类产品、高技术产品寿命短暂，技术更迭迅速。

　　“当时看到汉字平台技术前途不大，我去过微软三次，也和比尔·盖茨吃过饭，中文系统只能起到增值作用，很难成为平台。”倪光南说。

　　倪光南是个天生的技术狂人，秉承了技术完美主义的特性，他顶着汉卡之父的光环，不断埋头开发新功能，刚搞出一个，转头又去搞另一个，根本停不下来。

　　搞到后来，柳传志也有点吃不消了，第一个产品还在畅销，倪光南就迫不及待要拿出第二个产品打倒它。

　　柳传志从外部世界赚钱的野望，与倪光南对自己内心价值的野望，就像南北两个极端，矛盾无法调和。

　　1992年，联想的计算机已发展到586型号，自主研发的电脑主板，占据世界2%的市场占有率。联想系列微机也再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，倪光南成为两度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的科学家。

　　在科研道路上频频取得进展，倪光南的地位逐步的提升。但他仍然感到焦虑，即便排在国内第一的位置上，他还是常常为核心技术彻夜难眠。

　　思来想去，目光落在电脑的核心部件芯片及操作系统上。他选择的路，是其中最容易走通的路——芯片设计。

　　本以为，这将是联想又一个“拳头级”的产品，却没想到，这一次，他却因为芯片，被迫离开联想。

　　倪光南认为，联想集团能够在电脑行业脱颖而出，原因来自联想对微机主板拥有自主设计能力。一旦站稳脚跟，应该继续扩大这种优势。

　　为此，当时54岁的他奔波于上海、香港等地，广揽人才，成立“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”。他将这个设想称为“中国芯”工程。

　　在审批时，包括成立集成电路设计企业、与复旦大学联合筹建的芯片设计项目，全部流产。

　　“当时我们很多年调查研究，制定了《1995年联想集团发展规划》，结果他（柳传志）给出了几个字，‘没人啊，投资大，不宜搞’，否了。”倪光南后来回忆时说道。

　　柳传志在给倪光南的一封信中明确表明，“我本人不同意仓促上马”。在他的设想中，联想应该先确立市场主导地位，“有了高科技产品，不一定可以卖出去；只有卖出去，才能有钱。”

　　1995年6月30日上午，董事会把公司200个干部召集到六层会议室，宣布中科院的调查结论，并罢免倪光南的总工程师职务。

　　柳传志发言时，吓了众人一跳，这个一向以硬汉形象示人的总裁，竟然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还不时掏出手绢擦拭感伤的液体。

　　柳传志说，自己不存在做任何对不起倪光南的事，每当新的公关部长就职时，他都会提出明确要求：公司只宣传倪总……

　　说到底，柳传志与倪光南的根本矛盾是“贸工技”，还是“技工贸”的问题，这两种战略孰优孰劣，时间其实已经给出答案，看看现在的联想和华为就能明白。

　　在退休声明中，柳传志说，“在我们的整个企业生涯中，做了一些工作，取得了一些成绩，同时也犯过不少错误，遇到过许多挫折。我们曾攀上高峰，也曾跌入深谷，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经验还是教训，都是用生命的精华在交付成长的学费，收获存在的资格。”

　　柳传志不是庸人，曾经誉满天下，在联想2004年收购IBM后，还一度被视为“民族英雄”。

　　马云说：“柳传志和联想，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了不起的企业家或任何企业家的教父，他就是中国企业界的财富。”

　　雷军说：“柳传志在我们每一个中关村人的心里，都是中关村的教父。我们每一个中关村人，都是在联想、在柳传志的感召下、激励下、指导下，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。”

　　而如今，提起柳传志则谤者多，赞者少，甚至有人将其视为“卖国贼”。这背后最主要的原因，可能就是2016年那次全球通信行业的投票事件。

　　那年，全球影响最大的通讯标准化机构3GPP举行了几次通讯领域的标准制定会议，在关于5G方案的一次投票中，联想投给了LDPC技术方案，而中兴、小米、酷派、努比亚、OPPO、华为等其他中国企业都投给了华为提出的L+P（即LDPC和Polar两种方案都用）技术方案。

　　当时，华为特别想推Polar技术进入标准，这关系到它能不能占领5G时代通信技术的制高点。可以说，能否成功推动Polar进入标准，关系到华为的未来，也关系到中国5G技术的未来。

　　在这轮投票中，联想是唯一一家没有支持华为，而投给了LDPC的中国大陆企业。

　　2018年5月，在中美贸易争端的背景下，这次会议投票结果被翻出来热炒。联想的行为，被很多人认为是“卖国”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晚年曾因帮助外国企业，维护在华知识产权，常常要代表外国公司起诉中国人和中国企业，也被人称为“卖国贼”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